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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重庆锡业的兴衰往事

 
来源:骏马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2
 
◇蓝釉包锡龙纹带盖瓷壶 ◇锡温酒瓶 ◇锡壶 盛行于明清 锡作为一种金属材料,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秦朝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记载:“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文中将江南金锡与用犀角、象牙做的器具,后宫的美女,高大优良的骏马和西蜀的颜料相提并论,可见其珍贵。 《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从中可知,当时锡的产量远远低于铜、铁的产量,但高于白银产量。 如果说锡在唐代主要用于铸造五铢钱或其他铜钱合金的制品,那么到了宋代,锡器已经成为一种金属加工类别,街市上有专门的锡匠铺承领锡器制作。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中写道:“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皂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可见制锡为器,宋代即有。 及至明清,锡器制作逐步迈入鼎盛。 乾隆时期,重庆城中有大小锡匠铺数十家,名曰坐铺,所制锡器自产自销。此外,还有摊贩肩挑锡担走街串巷,可定制锡器也可应顾客要求上门制作,日用器、礼器、装饰器等应有尽有。 由于购销两旺,重庆城中教场一带形成了一个专门售卖锡器的市场。为了打压锡匠游摊售卖,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初八,巴县正堂颁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卖。”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游街贩卖锡器的现象愈演愈烈,对锡匠铺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十二月初三,巴县正堂再次发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卖。倘敢不遵,许各铺户扭赴本县,以凭重责,各宜凛遵毋违。”这才使外来锡匠游摊售卖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与城中其他行业一样,制锡业也有官府摊派的公务。锡匠或是为每年的乡试提供器具,或是为官府提供一应用度。由于摊派的公务数量庞杂,匠人们苦不堪言。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锡匠萧吉泰、吴耀南向县衙抱怨:“凡各衙门以及迎官考试等项,具系蚁等轮流值月当差,每失去锡件,苦难尽言,累折血本。”轮流值月由锡匠铺组建的行会组织点锡行负责,这一组织历来隶属于广货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属为铜铅行。 与生活相伴 重庆地区的锡多产自云南,商家领帖后自云南贩锡来渝,再发卖给城中各铜铅行。锡器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城中还是乡间,家庭或是商铺,随处可见其身影,会馆之中也使用锡器作为祭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江南会馆文献记载,江南会馆所用祭祀器皿皆为锡质,品种有锡背光、锡香炉、锡供果座子、锡供果碟子、锡盆和锡碗等。 光绪年间,临江坊居民华徐氏控告刘云村借银诈骗不还,华徐氏被骗器物清单中除了金、银、玉器外,还有大量锡器,计有锡蜡签、锡酒壶、锡灯台、锡印盒、锡磁坛、锡茶船、锡开壶和锡包壶八类共18件。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直里八甲发生一起盗窃案,失主陈恒山禀官其被盗物品7件,除银饰外,还有3件锡器,分别是锡茶壶和锡酒壶。由此可见,锡器和金银器一样,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用品。 因锡器不易摔碎,酒馆和商栈大多置办锡质器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位于城郊六角场的某栈房,所开器物清单均为锡制,包括点锡酒壶、点锡茶壶及点锡满堂红。光绪年间,乡民张陈氏控告邻居占用她家地基修建房屋开设酒馆,酒馆中的酒壶也皆为锡制品。 锡酒壶之所以在清代流行,除了锡制质地轻便耐用外,还与当时重庆人的饮酒习惯有关。清代重庆人喜饮黄酒,饮用时需要温热,锡质传热快,用来温酒再合适不过。重庆湖广会馆藏有刘正顺号锡温酒瓶,瓶身素面无纹,直口,圆肩,下腹收束,平底,底部钤有“刘正顺号”字样。温酒瓶瓶口设计小而直,既保证了倒出时的便利,同时能有效延缓酒温的散发,使黄酒的风味更佳。 与锡温酒壶不同的是,普通锡酒壶的造型更加灵活生动,线条流畅大方,极富金属器的美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锡壶,葵口,器身为瓜楞形,底足有四个“人”字形支架,均匀分布于器底,整体造型颇具异域风情。重庆湖广会馆藏有清代锡酒壶一对,其造型仿造金银器,执壶有盖,盖与器身有衔环相连,流与器身之间以镂空卷草装饰,壶身刻画有花卉纹。 除了锡器,锡箔是锡制品的另一大宗。因是冥器的主要材质,在清代重庆城中锡箔业颇为兴盛。因产品性质特殊,到民国时期,锡箔业也未受太大影响。及至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颁布《重庆市政府取缔售卖冥钞纸钱锡箔布告》,禁止一切祭祀活动,锡箔业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民国初期,各种新兴的材料和工艺大量涌现,电镀、白铁、玻璃和搪瓷制品开始成为日用品市场有利的争夺者。此时,锡器在制作工艺上却没有明显改良和进步,加之纯手工制作产量低下,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业务范围不断缩小。但打锡一业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装饰技法存续下来,搭配陶瓷器和玻璃器时又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蓝釉包锡龙纹带盖瓷壶◇锡温酒瓶◇锡壶盛行于明清锡作为一种金属材料,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秦朝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记载:“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文中将江南金锡与用犀角、象牙做的器具,后宫的美女,高大优良的骏马和西蜀的颜料相提并论,可见其珍贵。《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从中可知,当时锡的产量远远低于铜、铁的产量,但高于白银产量。如果说锡在唐代主要用于铸造五铢钱或其他铜钱合金的制品,那么到了宋代,锡器已经成为一种金属加工类别,街市上有专门的锡匠铺承领锡器制作。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中写道:“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皂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可见制锡为器,宋代即有。及至明清,锡器制作逐步迈入鼎盛。乾隆时期,重庆城中有大小锡匠铺数十家,名曰坐铺,所制锡器自产自销。此外,还有摊贩肩挑锡担走街串巷,可定制锡器也可应顾客要求上门制作,日用器、礼器、装饰器等应有尽有。由于购销两旺,重庆城中教场一带形成了一个专门售卖锡器的市场。为了打压锡匠游摊售卖,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初八,巴县正堂颁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卖。”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游街贩卖锡器的现象愈演愈烈,对锡匠铺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十二月初三,巴县正堂再次发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卖。倘敢不遵,许各铺户扭赴本县,以凭重责,各宜凛遵毋违。”这才使外来锡匠游摊售卖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城中其他行业一样,制锡业也有官府摊派的公务。锡匠或是为每年的乡试提供器具,或是为官府提供一应用度。由于摊派的公务数量庞杂,匠人们苦不堪言。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锡匠萧吉泰、吴耀南向县衙抱怨:“凡各衙门以及迎官考试等项,具系蚁等轮流值月当差,每失去锡件,苦难尽言,累折血本。”轮流值月由锡匠铺组建的行会组织点锡行负责,这一组织历来隶属于广货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属为铜铅行。与生活相伴重庆地区的锡多产自云南,商家领帖后自云南贩锡来渝,再发卖给城中各铜铅行。锡器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城中还是乡间,家庭或是商铺,随处可见其身影,会馆之中也使用锡器作为祭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江南会馆文献记载,江南会馆所用祭祀器皿皆为锡质,品种有锡背光、锡香炉、锡供果座子、锡供果碟子、锡盆和锡碗等。光绪年间,临江坊居民华徐氏控告刘云村借银诈骗不还,华徐氏被骗器物清单中除了金、银、玉器外,还有大量锡器,计有锡蜡签、锡酒壶、锡灯台、锡印盒、锡磁坛、锡茶船、锡开壶和锡包壶八类共18件。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直里八甲发生一起盗窃案,失主陈恒山禀官其被盗物品7件,除银饰外,还有3件锡器,分别是锡茶壶和锡酒壶。由此可见,锡器和金银器一样,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用品。因锡器不易摔碎,酒馆和商栈大多置办锡质器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位于城郊六角场的某栈房,所开器物清单均为锡制,包括点锡酒壶、点锡茶壶及点锡满堂红。光绪年间,乡民张陈氏控告邻居占用她家地基修建房屋开设酒馆,酒馆中的酒壶也皆为锡制品。锡酒壶之所以在清代流行,除了锡制质地轻便耐用外,还与当时重庆人的饮酒习惯有关。清代重庆人喜饮黄酒,饮用时需要温热,锡质传热快,用来温酒再合适不过。重庆湖广会馆藏有刘正顺号锡温酒瓶,瓶身素面无纹,直口,圆肩,下腹收束,平底,底部钤有“刘正顺号”字样。温酒瓶瓶口设计小而直,既保证了倒出时的便利,同时能有效延缓酒温的散发,使黄酒的风味更佳。与锡温酒壶不同的是,普通锡酒壶的造型更加灵活生动,线条流畅大方,极富金属器的美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锡壶,葵口,器身为瓜楞形,底足有四个“人”字形支架,均匀分布于器底,整体造型颇具异域风情。重庆湖广会馆藏有清代锡酒壶一对,其造型仿造金银器,执壶有盖,盖与器身有衔环相连,流与器身之间以镂空卷草装饰,壶身刻画有花卉纹。除了锡器,锡箔是锡制品的另一大宗。因是冥器的主要材质,在清代重庆城中锡箔业颇为兴盛。因产品性质特殊,到民国时期,锡箔业也未受太大影响。及至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颁布《重庆市政府取缔售卖冥钞纸钱锡箔布告》,禁止一切祭祀活动,锡箔业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民国初期,各种新兴的材料和工艺大量涌现,电镀、白铁、玻璃和搪瓷制品开始成为日用品市场有利的争夺者。此时,锡器在制作工艺上却没有明显改良和进步,加之纯手工制作产量低下,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业务范围不断缩小。但打锡一业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装饰技法存续下来,搭配陶瓷器和玻璃器时又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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