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作为特定环境的文化载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主题意象，其中张承志“让讨厌的臭鱼烂虾高谈阔论骏马、让全世界的王八蛋去歌唱草原吧！”〔1〕的表达格外显眼。作为外来者，蒙古民族的“草原性”带给张承志深刻的文化震撼，乡土生活的苦难磨灭了下乡者们的青春与热情，大多数知青作家以反思、追缅的心态来回味当时灵与肉的“错位”。但张承志却相反，他把他乡作故乡，用更为浪漫主义的笔调将人对自然的依赖表现到极致，他认识到“朋友并不可靠，我此生真正可靠的朋友只有骏马”〔2〕，这意味着张承志抛弃了曾经的庸俗经验，将自我与外部的草原世界统一起来。虽然“骏马”能为人与自然的互动搭建一个情感表达的平台，但在写作实践中作家依然服从于以原始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法则。张承志尊崇了民间文化而压抑了自我表达的欲望，书写骏马绝非是其一腔热血的感性激情，而是个人与草原文化的融合，因此，《金牧场》《黑骏马》等作品中的草原马跃然于纸上，这种典型形象在文化意义上承接着民族精神，张承志借助于对骏马的书写实现了理想自我的生成。
一、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文化立场
作家们对牲畜的民间化描写往往质朴动人，但他们难以通过情节与精神间的转换来对动物进行意象叙事，而张承志则将骏马赋予抒情特质，这种文化姿态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表现尤为浓烈。虽然小说由表及里地歌颂母性、张扬文明母体的意识，但不能忽略的是额吉与“我”的情感是建立于“额吉，什么时候你能再和我一块骑马”的呼唤与额吉“是骑惯了马的人”的情境中，抛开小说背后的文学隐喻，站在更深远的文化生态链上来看，骏马与文化母题的关系“不只是代表那外在形状，而是代表另一种东西，就像符号那样，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像寓言那样,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2〕。“骏马”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成就了符号化的文学寓言，“歌唱”就是作家精神深处成为“骑手”的文化宣言。当“我”不再疯狂地在草原上“过马瘾”时，驾马而行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自己的红马与额吉的青马并肩而行，不正是“我”与额吉欢愉、共在的状态吗？可见，在张承志对“骏马”的书写中表现出了一种被置换的“归家旅程”感，即当其成为马背上的骑手后，草原已经成为其家园意识的组成部分。
张承志认为“草原上的牧人们所以勇猛剽悍，草原上的男人们所以自由散漫，原因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于他们的骏马。马是人的信心”〔1〕。在他看来骏马拥有文明母体的“代言权”，作者在《荒芜英雄路》中将自身欲望的宣泄与英雄时代的蒙古人联系在一起，拟构出一幅“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的历史画面，而正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使蒙古民族一直以“马上民族”闻名。在张承志作品中骏马与母亲、草原等文化符号具有一体化的通约性，例如《青草》中他将“海骝马留恋地回首望着草地”视为“离不开青草的哺育，忘不了草地的恩情”的文化意识；骏马还具有精神情感的寄托作用，张承志笔下的“骑手”不单是骏马的驾驭者，而是文化认同的文学表征。张承志在多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展示骏马，目的是通过马背来完成知青到牧人的角色转变。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中，无论是张承志对骏马诗意性、主观性的美化，还是骏马对其精神性的反哺，张承志作为流放者受同化的意愿与草原博大的胸怀形成同构，他忽略了草原生活的苦难，艰难的生活使其具有了创作力；而作为骑手，骏马的文化介入和文化自洽过程代表了草原文化对“游牧”个体的收容，张承志正是浪子归心的典型。
在《金牧场》中张承志采取了多线并存的叙事模式，以突出地赞美骏马，他将自身处境与文化变迁、多元文化的情境相结合，骏马就不是单一的生灵了，而是承载了草原“游牧”的文化。在《雪路》中蒙古族、回族两青年共驾一匹蒙古马出行，他们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但享有共同的文化符码，这种共通的游牧生活更有力地诠释了“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3〕。对张承志本人而言，对草原的审美就是过“马瘾”，纵马狂奔满足了其城市化与乡土性的融合，因此无论是在《黑骏马》中带有启蒙主体性意识的宝力格，还是《金牧场》中兼具多元文化身份的“我”，都在草原上尽情地驰骋，而《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则完成了由知青到骑手的身份转换。骏马为游牧民族创造了一种文明交流的语言，它成为了草原精神，在草原世界“马比一切更受重视，没有马，草原经济就无法经营”〔4〕。
张承志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认为表现“马背上的民族”的特性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谈到“蒙古牧人在自己目所能及的世界中选择了一种寄托,一种实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这就是骏马。在严酷的风雷中,在无终无止的颠簸跋涉中,马变成了人的更强有力的脚,马的速度保证和鼓舞着人”〔5〕。所以，我们能理解《金牧场》中的主人公为何会梦寐以求一匹骏马，为何《黑骏马》中的爱情故事要以“骏马”为名了。
二、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文化原型
周涛在散文《巩乃斯的马》中谈到，骏马虽受到了文明的洗礼，却仍保持了独特的生命活力，因此它是“芒芒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6〕，马的双重特点构成了活力四射的游牧语言，也成为作家书写草原的文化中介。作为一个富有才气的民族学学者，张承志以牧人的方式融入草原并成为集体的一员，其笔下的骏马形象对历史文化的承接格外明显。《金牧场》《黑骏马》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骏马”不仅是张承志个人文学经验的组成部分，更是草原的文化象征。在荣格看来，这种书写的意识实际“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7〕，也就是说张承志继承了蒙古民族先天的、集体的文化养料，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而骏马显然成为一套草原书写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典型意象。将骏马视为主题、情景以及角色类型等具有稳定性的文学结构单位，回归其文化与人类学意义可归入弗莱所说的“文学原型”，它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因此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学象征，也如弗莱所言，“原型是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8〕。马在蒙古牧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蒙古族民间故事、叙事诗以及英雄史诗中都有关于马的原型要素，而张承志对骏马的了解正是源于对蒙古草原的了解，马不仅是草原的文化象征，更是骑手、牧人的身份象征。一则名为《不幸的牧羊人》的民间故事讲到：一群草原上的孩子在选择谁是最不幸的人时原各有看法，但当牧放羊羔子的小孩说骑马会伤到羊羔，所以他不能骑马时，他被认为是“最不幸的人”了。草原人民珍视一切生命，特别是骏马在草原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认同情感常随文化交流而产生强烈的主体性的意识，规范化的文化意识将骏马视为蒙古民族的象征，若要在草原获得“合法”身份就必须成为一个骑手。《黑骏马》中幼年的宝力格对其他牧民跨着高头大马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心，这源于他身份“合法性”的缺失，拥有黑骏马后宝力格的压抑得到释放，他甚至喊出“走遍乌珠穆沁，走遍锡林郭勒，走遍整个草原”。在《金牧场》中骏马对初入草原的主人公而言是盲点化的“地方性知识”，骑马一方面对“我”是生存的洗礼，“我”开始以牧民为职业，另一方面则是一次仪式性的成长，“我”骑马时忘乎所以，将文明与野蛮都抛之脑后。“我”获得骏马便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生命重塑：作品中主人公表现了孩童般的稚气，在纵马时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我”在草原上的新生，骏马使作家与读者全然成为民族文化的感受者，有了骏马草原才生机勃勃，草原就是“诗意地栖息”地。主人公驾着骏马无论迁徙还是经受草原雪灾，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伤感，小说还通过对比日本的都市生活表明创伤的本质，但在骑马的生活中即使是苦难也能被美化，这表明了作家对草原民族文化的深切认同。
游牧民族常年与马朝夕相伴，在蒙古文学作品中不乏对马与人共情的歌颂，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模式下，马不仅被文学家人格化，甚至成为个体超越意识的表达对象而具有神性。在蒙古史诗《江格尔》中，马成为英雄的代言，诗中出现的名马有三十余匹，对萨纳拉坐骑红纱马进行了重点描写：
它那劲秀的两条前腿，
犹如美丽的翅膀，
蕴寓着矫健、神速。
它那丰满的臀部，
好像巨大的铁砧，
标志着体态的健壮、丰美。〔9〕
史诗中江格尔率众将降妖伏魔，建立了一个牛羊遍地的理想乐园，故事中的骏马几乎同草地、英雄人物融为一体，骏马强健的体魄表达了草原民族的美学追求，在英雄史诗中它更是英雄“如有神助”的自然力量象征。自称“草原义子”的张承志沿袭了《江格尔》中的骏马描写风格，《金牧场》中的主人公“我”因骏马与草原血脉相连，骏马用“游牧精神”唤醒了作家的阳刚气质，张承志写道:“黄马的奔驰像是爆炸，像是鼓点，像是一股倒泄在我心里的狂涛。这是一匹真正的骏马！”〔1〕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的感召下，作家全然把骏马视为自己审美情绪的外化形式，在人与马之间沉淀着英雄史诗中具有非凡灵力与异常精神品格的伟大品质，而这种深刻的描写无疑是对民族群体生命观的揭示，即整部《金牧场》所表现的是对生命的向往与对自由的歌颂。此外，在《奔驰的美神》中作者将骑兵战马的英勇与蒙古战马的血统进行联系，人与骏马训练的整齐划一以及战斗时战马的英勇无畏使人对马产生了敬意，骏马被称为“一排铁打的煞神”，这种震撼力量很容易让人联想或者追忆到《江格尔》中“马蹄敲击大地响彻原野”的英雄年代。同时，张承志还大量借鉴广泛流传于蒙古民间故事中的“感恩的动物”的母题来反映作品的主题，故事中动物受到主人公善待,从而感恩回报、给人帮助，最具代表性的是《黄骠马的故事》：疼爱黄骠马的主人被恶人霸占，具有神性的小马在夜里将主人救走，最后恶人受到了黄骠马神性的惩罚。在张承志的《顶峰》中，拥有一腔热血的主人公在翻越圣山汗腾格里时艰难重重，在其迷惘之时是黑走马的不离不弃让他坚持着生的希望。借自然风物抒发激情是张承志的写作风格，骏马的文化涵义已经从单一化的“神性小马”衍生为多样化的形式，不断地暗示读者向着理想、生命前行。《春天》《奔驰的美神》等作品突破了单一的原型底色，“感恩的动物”被情感反射为人对马的敬与爱，正如张承志所说的，骏马是草原上最可靠的朋友。《奔驰的美神》中骑兵标榜“爱马光荣打马可耻”的标语即是牧人对马的情感化表达，它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藩篱，依赖自然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共生伦理，这种情愫正是传统民间论述所缺少的。《春天》中的牧人乔玛在寒冬中为了保护马匹而英勇献身，牧民与马不再有主仆之分，马对人施恩人亦图报，我们看到一种净化了的、纯粹的人性。骏马与人的通感不是简单的拟人化，而是彻底的人性情感的再现，张承志说：“只要觉得心里恶心只要我觉得世界真丑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两匹骏马”〔1〕，张承志对骏马的发掘重塑了真诚的生命本相，与自然的节律吻合、同构。
蒙古民歌常借骏马表达情爱主题，民歌用“最自然的语言和最自然的声调来表达最自然的情感”〔10〕。情欲是潜藏于意识中的生命内驱力，而骏马自由、不羁、勇敢的形象则应和了随机的、无定的、本能的生命运动形式，它在草原民歌中再现了人的原始性，牧人的情爱与自然生命活力互融，特别是取材于古歌《钢嘎·哈拉》的《黑骏马》，其叙事模式完全是对古歌的借鉴，骏马在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故事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小说沿用了古歌的节奏一唱三叠：同为草原上的新生命，青梅竹马的男女主人公和骏马一同成长，黑骏马成了懵懂纯情的爱情结晶；宝力格离开索米娅时，骏马也随之角色性缺席。当宝力格回归草原时，他发现索米娅被人奸污，于是他毅然离开草原，甚至鞭打黑骏马，因为离开草原骏马已是无用之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体：在野性、欲望的骏马奔腾中宝力格有了文明意识，而作为骑手的宝力格又是那么的狂放不羁。因此，再回草原的宝力格是矛盾的、愧疚的，特别是索米娅不计前嫌要为他抚养孩子时，张承志别有意味地将昂首飞奔的新生骏马形象展现在他眼前时，宝力格陷入了反思中。蒙古民族用骏马传情，因为情感才是最本真的力量，只有与骏马相伴的生命才能真正地与古歌节奏合拍，读者才能真正阅读、了解草原，真正的《钢嘎·哈拉》不仅表达个体的悲欢情爱，更是草原与生命创作的共鸣物。在小说的最后，黑骏马在古歌的意境中复活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张承志歌颂骏马也是在歌颂蒙古民族师法自然的行动意志，这是个体在群体中所积淀的民族情绪记忆。
由此可知，骏马形象产生于蒙古民族的浪漫情感，《黑骏马》延续了传统诗性文化的审美风格，因为民歌是民族文学的根基；张承志继承了古歌中“骏马—爱情”的叙事模式，《亮雪》中的骑手与骏马的共情更成了情感的升华：当骑手乔玛面对爱情的失落时，骏马比主人更显低沉抑郁，甚至不吃不喝；骏马被杀害，骑手则反复阐明骏马之死即是自己的死亡，人与马的共情在主题上置换了人的情感，骑手在结局中很自然地透过新生骏马这个意象重新获悉生命意义。骏马象征着草原上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无论是《黑骏马》表现抽象的生命感悟，还是《亮雪》体现生命的实存，都“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2〕。民间性使《黑骏马》等作品回归了本真质朴的生命语言，骏马所拥有的活力与失活正是草原人情爱传奇的文字描写，主人公在矛盾、冲突中所形成的心灵模式和生活场景，正是古歌中传唱的游牧世界的理想生活。
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形象突破了空洞单一的审美言说，在地性与文化感寄寓着作家生活认同的审美活力与民间形态，它们是对形式、内容以及自由精神的继承，作者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中都曾直言其笔下之马受到民间故事、史诗、民歌中“马文化”的影响，民间文本无疑是蒙古民族心性的记载，因此作家文字中的感性的、生命的骏马,必然是自在与自由、现实与想象、生存与生命等糅合成的一个整体,深邃的艺术笔调即是作家对蒙古族“马文化”的民间化取向。
三、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反思精神
张承志笔下的骏马总以象征化的真实存在批评傲慢而空虚的生存现实，在《金牧场》日本文明社会与蒙古草原游牧的对比中，城市景观总以病态的、人情淡薄的、唯利是图的方式呈现，而骏马具有的生命活力则成为医治主人公现代病症的良药。小说采取的是“马背上颠簸出来的牧人写手”与“去找美国佬小日本讲”的双线叙事模式，“骑手”的讲述者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生活在草原的人只能得言不得意，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分离，唯有骑马的生活方式才能释放和平衡青春的欲望和活力，骏马对作家来说是情感状态的反射、镜像。因此骏马背后的崇高、健全人格是超凡脱俗的“真我”，在文学实践上表现为以民间精神反对理性践踏，以民族立场抗拒一体化的情绪。
民间话语是知识分子进行现代性自我反思的话语资源，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始终隐含着民间文化与现代性的交流、对话，这使得张承志对马的抒写成为了一种表意性的符号，例如作家在《午夜的鞍子》中写道：“我需要一个活鲜鲜的生命，而且是姣美的生命支撑自己”“充斥着我这一隅最偏僻的神经”。在物质枯竭的情况下得到精神的愉悦无疑是绝美的享受，张承志不假于物的直白使草原风物所赋予他的情感云谲波诡，也让外界失去了以理性解读张承志的可能。如张承志在《音乐履历》中写道：“时代的野性也鼓励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因为，突兀地加于我们的,还不仅是压抑的政治和干瘪的‘艺术’,更有亘古沿袭的——骑马游牧生活”。对体验者而言草原抚平了创伤性情感，骏马是艺术化的人格理想，是理想化的超脱而非现实中的存在。在《北马神伤》等作品中，张承志发现一味踏马而行是不合时宜的，文化体验的空白带来的是“古来的画马名家们连接近它也不可能”。融入草原社会的张承志清晰地认识到以骏马为载体的蒙古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骏马是文化情感的寄托，他看到一种向世俗世界挑战的可能性。但现代意识与异质话语并不相容，因此“游牧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必然受到现代性的规训。
在物质需求与理性神话的诱导下，现代人走向身心的全面异化，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形象反衬出现代人的不幸，作家将《金牧场》《黑骏马》放置在启蒙性反思的立场上进行描写，表现了现代文明的毫无生气与生命力的匮乏，前者通过城乡空间对比表明城市游牧者家园感的丧失，而后者则是在时间对比中体现文明意识对古歌中骏马自由的精神扼杀。通过马的活力与社会人的惰性的对比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一种被架空的自由，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言，当代社会“个体自律的现代规划已经从属于由市场界定和市场引导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并被纳入后者的轨道”〔13〕，这意味着自由丧失了“本真”的维度。基于此，张承志作品中描写骏马的坚守姿态就显得悲情与绝望了，当然与骏马为伴的他永远不孤独，因为骏马是草原人最真诚的朋友。
游牧在今天的牧民中已经是一个鲜少提及的话题了，只有像张承志这样的浪漫骑士、民族学者才会无限留恋过去，随着大量游牧民的定居，牧人群体开始走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牧民与马的情感变得微妙了。《时光白驹》一文中写到骑马的牧人被迫走向语言不通的城镇，那匹化作了精灵的白马留恋着作者，游牧文化只能在诗意的幻象中永存，《时光白驹》的篇名隐含了民族文化在外部变迁中不变的姿态和立场，游牧精神能世代相传吗？作品中张承志也意识到“真正深刻表达游牧文化的作品，应该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之间”，但是《蓝色骑士》《黑骏马》《季风中的马》等以骏马为主题的诸多草原电影，则让我们看到父子间代际传播的割裂与无力，年青一代放弃了传统的马背生活而主动地拥抱现代生活，文化人类学认为“当一个文化丧失其自主权力但仍作为一个亚文化(如一个种姓、阶级或族群)而保留其个性,就会产生结合”〔14〕。张承志在《安宁的权利》中表达了自己的忧思，下马的牧民们失掉了自己的草原语言，矿物资源的过度开发让他们变得游手好闲，他们已然无法理解民间故事中骏马与人的情感。
有评论者认为张承志的象征性描写表现出一种极致的赞美与浓烈的情绪，在张承志看来，骏马“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变成了牧人内心世界里最美好的一部分。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想象憧憬，构成了游牧民特殊的审美意识，神奇的骏马是牧人心中的美神”〔15〕。但在这种极致化审美的背后又是沉痛与不甘，骏马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一个作家只有从富有生命活力和内在质感的精神中取得滋养,他才有反哺民族文化的深厚力度，就如《奔驰的美神》所表达的：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仍能以精神仰望的姿态延留一个绝美无比的骏马形象。
〔1〕张承志.金牧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4，25,180，28，25.
〔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9:24.
〔3〕张承志.以笔为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21.
〔4〕邢 莉.游牧文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1.
〔5〕张承志.错开的花·绿风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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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9.
〔8〕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 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99.
〔9〕色道尔吉.江格尔——蒙古族民间史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
〔10〕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M〕.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8-99.
〔11〕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
〔12〕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8.
〔13〕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 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3.
〔14〕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J〕.民俗研究,1998,(1):1-14.
〔15〕张承志.牧人笔记·鞍与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56.
草原作为特定环境的文化载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主题意象，其中张承志“让讨厌的臭鱼烂虾高谈阔论骏马、让全世界的王八蛋去歌唱草原吧！”〔1〕的表达格外显眼。作为外来者，蒙古民族的“草原性”带给张承志深刻的文化震撼，乡土生活的苦难磨灭了下乡者们的青春与热情，大多数知青作家以反思、追缅的心态来回味当时灵与肉的“错位”。但张承志却相反，他把他乡作故乡，用更为浪漫主义的笔调将人对自然的依赖表现到极致，他认识到“朋友并不可靠，我此生真正可靠的朋友只有骏马”〔2〕，这意味着张承志抛弃了曾经的庸俗经验，将自我与外部的草原世界统一起来。虽然“骏马”能为人与自然的互动搭建一个情感表达的平台，但在写作实践中作家依然服从于以原始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法则。张承志尊崇了民间文化而压抑了自我表达的欲望，书写骏马绝非是其一腔热血的感性激情，而是个人与草原文化的融合，因此，《金牧场》《黑骏马》等作品中的草原马跃然于纸上，这种典型形象在文化意义上承接着民族精神，张承志借助于对骏马的书写实现了理想自我的生成。一、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文化立场作家们对牲畜的民间化描写往往质朴动人，但他们难以通过情节与精神间的转换来对动物进行意象叙事，而张承志则将骏马赋予抒情特质，这种文化姿态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表现尤为浓烈。虽然小说由表及里地歌颂母性、张扬文明母体的意识，但不能忽略的是额吉与“我”的情感是建立于“额吉，什么时候你能再和我一块骑马”的呼唤与额吉“是骑惯了马的人”的情境中，抛开小说背后的文学隐喻，站在更深远的文化生态链上来看，骏马与文化母题的关系“不只是代表那外在形状，而是代表另一种东西，就像符号那样，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像寓言那样,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2〕。“骏马”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成就了符号化的文学寓言，“歌唱”就是作家精神深处成为“骑手”的文化宣言。当“我”不再疯狂地在草原上“过马瘾”时，驾马而行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自己的红马与额吉的青马并肩而行，不正是“我”与额吉欢愉、共在的状态吗？可见，在张承志对“骏马”的书写中表现出了一种被置换的“归家旅程”感，即当其成为马背上的骑手后，草原已经成为其家园意识的组成部分。张承志认为“草原上的牧人们所以勇猛剽悍，草原上的男人们所以自由散漫，原因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于他们的骏马。马是人的信心”〔1〕。在他看来骏马拥有文明母体的“代言权”，作者在《荒芜英雄路》中将自身欲望的宣泄与英雄时代的蒙古人联系在一起，拟构出一幅“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的历史画面，而正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使蒙古民族一直以“马上民族”闻名。在张承志作品中骏马与母亲、草原等文化符号具有一体化的通约性，例如《青草》中他将“海骝马留恋地回首望着草地”视为“离不开青草的哺育，忘不了草地的恩情”的文化意识；骏马还具有精神情感的寄托作用，张承志笔下的“骑手”不单是骏马的驾驭者，而是文化认同的文学表征。张承志在多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展示骏马，目的是通过马背来完成知青到牧人的角色转变。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中，无论是张承志对骏马诗意性、主观性的美化，还是骏马对其精神性的反哺，张承志作为流放者受同化的意愿与草原博大的胸怀形成同构，他忽略了草原生活的苦难，艰难的生活使其具有了创作力；而作为骑手，骏马的文化介入和文化自洽过程代表了草原文化对“游牧”个体的收容，张承志正是浪子归心的典型。在《金牧场》中张承志采取了多线并存的叙事模式，以突出地赞美骏马，他将自身处境与文化变迁、多元文化的情境相结合，骏马就不是单一的生灵了，而是承载了草原“游牧”的文化。在《雪路》中蒙古族、回族两青年共驾一匹蒙古马出行，他们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但享有共同的文化符码，这种共通的游牧生活更有力地诠释了“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3〕。对张承志本人而言，对草原的审美就是过“马瘾”，纵马狂奔满足了其城市化与乡土性的融合，因此无论是在《黑骏马》中带有启蒙主体性意识的宝力格，还是《金牧场》中兼具多元文化身份的“我”，都在草原上尽情地驰骋，而《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则完成了由知青到骑手的身份转换。骏马为游牧民族创造了一种文明交流的语言，它成为了草原精神，在草原世界“马比一切更受重视，没有马，草原经济就无法经营”〔4〕。张承志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认为表现“马背上的民族”的特性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谈到“蒙古牧人在自己目所能及的世界中选择了一种寄托,一种实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这就是骏马。在严酷的风雷中,在无终无止的颠簸跋涉中,马变成了人的更强有力的脚,马的速度保证和鼓舞着人”〔5〕。所以，我们能理解《金牧场》中的主人公为何会梦寐以求一匹骏马，为何《黑骏马》中的爱情故事要以“骏马”为名了。二、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文化原型周涛在散文《巩乃斯的马》中谈到，骏马虽受到了文明的洗礼，却仍保持了独特的生命活力，因此它是“芒芒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6〕，马的双重特点构成了活力四射的游牧语言，也成为作家书写草原的文化中介。作为一个富有才气的民族学学者，张承志以牧人的方式融入草原并成为集体的一员，其笔下的骏马形象对历史文化的承接格外明显。《金牧场》《黑骏马》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骏马”不仅是张承志个人文学经验的组成部分，更是草原的文化象征。在荣格看来，这种书写的意识实际“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7〕，也就是说张承志继承了蒙古民族先天的、集体的文化养料，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而骏马显然成为一套草原书写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典型意象。将骏马视为主题、情景以及角色类型等具有稳定性的文学结构单位，回归其文化与人类学意义可归入弗莱所说的“文学原型”，它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因此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学象征，也如弗莱所言，“原型是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8〕。马在蒙古牧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蒙古族民间故事、叙事诗以及英雄史诗中都有关于马的原型要素，而张承志对骏马的了解正是源于对蒙古草原的了解，马不仅是草原的文化象征，更是骑手、牧人的身份象征。一则名为《不幸的牧羊人》的民间故事讲到：一群草原上的孩子在选择谁是最不幸的人时原各有看法，但当牧放羊羔子的小孩说骑马会伤到羊羔，所以他不能骑马时，他被认为是“最不幸的人”了。草原人民珍视一切生命，特别是骏马在草原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认同情感常随文化交流而产生强烈的主体性的意识，规范化的文化意识将骏马视为蒙古民族的象征，若要在草原获得“合法”身份就必须成为一个骑手。《黑骏马》中幼年的宝力格对其他牧民跨着高头大马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心，这源于他身份“合法性”的缺失，拥有黑骏马后宝力格的压抑得到释放，他甚至喊出“走遍乌珠穆沁，走遍锡林郭勒，走遍整个草原”。在《金牧场》中骏马对初入草原的主人公而言是盲点化的“地方性知识”，骑马一方面对“我”是生存的洗礼，“我”开始以牧民为职业，另一方面则是一次仪式性的成长，“我”骑马时忘乎所以，将文明与野蛮都抛之脑后。“我”获得骏马便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生命重塑：作品中主人公表现了孩童般的稚气，在纵马时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我”在草原上的新生，骏马使作家与读者全然成为民族文化的感受者，有了骏马草原才生机勃勃，草原就是“诗意地栖息”地。主人公驾着骏马无论迁徙还是经受草原雪灾，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伤感，小说还通过对比日本的都市生活表明创伤的本质，但在骑马的生活中即使是苦难也能被美化，这表明了作家对草原民族文化的深切认同。游牧民族常年与马朝夕相伴，在蒙古文学作品中不乏对马与人共情的歌颂，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模式下，马不仅被文学家人格化，甚至成为个体超越意识的表达对象而具有神性。在蒙古史诗《江格尔》中，马成为英雄的代言，诗中出现的名马有三十余匹，对萨纳拉坐骑红纱马进行了重点描写：它那劲秀的两条前腿，犹如美丽的翅膀，蕴寓着矫健、神速。它那丰满的臀部，好像巨大的铁砧，标志着体态的健壮、丰美。〔9〕史诗中江格尔率众将降妖伏魔，建立了一个牛羊遍地的理想乐园，故事中的骏马几乎同草地、英雄人物融为一体，骏马强健的体魄表达了草原民族的美学追求，在英雄史诗中它更是英雄“如有神助”的自然力量象征。自称“草原义子”的张承志沿袭了《江格尔》中的骏马描写风格，《金牧场》中的主人公“我”因骏马与草原血脉相连，骏马用“游牧精神”唤醒了作家的阳刚气质，张承志写道:“黄马的奔驰像是爆炸，像是鼓点，像是一股倒泄在我心里的狂涛。这是一匹真正的骏马！”〔1〕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的感召下，作家全然把骏马视为自己审美情绪的外化形式，在人与马之间沉淀着英雄史诗中具有非凡灵力与异常精神品格的伟大品质，而这种深刻的描写无疑是对民族群体生命观的揭示，即整部《金牧场》所表现的是对生命的向往与对自由的歌颂。此外，在《奔驰的美神》中作者将骑兵战马的英勇与蒙古战马的血统进行联系，人与骏马训练的整齐划一以及战斗时战马的英勇无畏使人对马产生了敬意，骏马被称为“一排铁打的煞神”，这种震撼力量很容易让人联想或者追忆到《江格尔》中“马蹄敲击大地响彻原野”的英雄年代。同时，张承志还大量借鉴广泛流传于蒙古民间故事中的“感恩的动物”的母题来反映作品的主题，故事中动物受到主人公善待,从而感恩回报、给人帮助，最具代表性的是《黄骠马的故事》：疼爱黄骠马的主人被恶人霸占，具有神性的小马在夜里将主人救走，最后恶人受到了黄骠马神性的惩罚。在张承志的《顶峰》中，拥有一腔热血的主人公在翻越圣山汗腾格里时艰难重重，在其迷惘之时是黑走马的不离不弃让他坚持着生的希望。借自然风物抒发激情是张承志的写作风格，骏马的文化涵义已经从单一化的“神性小马”衍生为多样化的形式，不断地暗示读者向着理想、生命前行。《春天》《奔驰的美神》等作品突破了单一的原型底色，“感恩的动物”被情感反射为人对马的敬与爱，正如张承志所说的，骏马是草原上最可靠的朋友。《奔驰的美神》中骑兵标榜“爱马光荣打马可耻”的标语即是牧人对马的情感化表达，它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藩篱，依赖自然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共生伦理，这种情愫正是传统民间论述所缺少的。《春天》中的牧人乔玛在寒冬中为了保护马匹而英勇献身，牧民与马不再有主仆之分，马对人施恩人亦图报，我们看到一种净化了的、纯粹的人性。骏马与人的通感不是简单的拟人化，而是彻底的人性情感的再现，张承志说：“只要觉得心里恶心只要我觉得世界真丑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两匹骏马”〔1〕，张承志对骏马的发掘重塑了真诚的生命本相，与自然的节律吻合、同构。蒙古民歌常借骏马表达情爱主题，民歌用“最自然的语言和最自然的声调来表达最自然的情感”〔10〕。情欲是潜藏于意识中的生命内驱力，而骏马自由、不羁、勇敢的形象则应和了随机的、无定的、本能的生命运动形式，它在草原民歌中再现了人的原始性，牧人的情爱与自然生命活力互融，特别是取材于古歌《钢嘎·哈拉》的《黑骏马》，其叙事模式完全是对古歌的借鉴，骏马在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故事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小说沿用了古歌的节奏一唱三叠：同为草原上的新生命，青梅竹马的男女主人公和骏马一同成长，黑骏马成了懵懂纯情的爱情结晶；宝力格离开索米娅时，骏马也随之角色性缺席。当宝力格回归草原时，他发现索米娅被人奸污，于是他毅然离开草原，甚至鞭打黑骏马，因为离开草原骏马已是无用之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体：在野性、欲望的骏马奔腾中宝力格有了文明意识，而作为骑手的宝力格又是那么的狂放不羁。因此，再回草原的宝力格是矛盾的、愧疚的，特别是索米娅不计前嫌要为他抚养孩子时，张承志别有意味地将昂首飞奔的新生骏马形象展现在他眼前时，宝力格陷入了反思中。蒙古民族用骏马传情，因为情感才是最本真的力量，只有与骏马相伴的生命才能真正地与古歌节奏合拍，读者才能真正阅读、了解草原，真正的《钢嘎·哈拉》不仅表达个体的悲欢情爱，更是草原与生命创作的共鸣物。在小说的最后，黑骏马在古歌的意境中复活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张承志歌颂骏马也是在歌颂蒙古民族师法自然的行动意志，这是个体在群体中所积淀的民族情绪记忆。由此可知，骏马形象产生于蒙古民族的浪漫情感，《黑骏马》延续了传统诗性文化的审美风格，因为民歌是民族文学的根基；张承志继承了古歌中“骏马—爱情”的叙事模式，《亮雪》中的骑手与骏马的共情更成了情感的升华：当骑手乔玛面对爱情的失落时，骏马比主人更显低沉抑郁，甚至不吃不喝；骏马被杀害，骑手则反复阐明骏马之死即是自己的死亡，人与马的共情在主题上置换了人的情感，骑手在结局中很自然地透过新生骏马这个意象重新获悉生命意义。骏马象征着草原上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无论是《黑骏马》表现抽象的生命感悟，还是《亮雪》体现生命的实存，都“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2〕。民间性使《黑骏马》等作品回归了本真质朴的生命语言，骏马所拥有的活力与失活正是草原人情爱传奇的文字描写，主人公在矛盾、冲突中所形成的心灵模式和生活场景，正是古歌中传唱的游牧世界的理想生活。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形象突破了空洞单一的审美言说，在地性与文化感寄寓着作家生活认同的审美活力与民间形态，它们是对形式、内容以及自由精神的继承，作者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中都曾直言其笔下之马受到民间故事、史诗、民歌中“马文化”的影响，民间文本无疑是蒙古民族心性的记载，因此作家文字中的感性的、生命的骏马,必然是自在与自由、现实与想象、生存与生命等糅合成的一个整体,深邃的艺术笔调即是作家对蒙古族“马文化”的民间化取向。三、骏马：张承志草原书写中的反思精神张承志笔下的骏马总以象征化的真实存在批评傲慢而空虚的生存现实，在《金牧场》日本文明社会与蒙古草原游牧的对比中，城市景观总以病态的、人情淡薄的、唯利是图的方式呈现，而骏马具有的生命活力则成为医治主人公现代病症的良药。小说采取的是“马背上颠簸出来的牧人写手”与“去找美国佬小日本讲”的双线叙事模式，“骑手”的讲述者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生活在草原的人只能得言不得意，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分离，唯有骑马的生活方式才能释放和平衡青春的欲望和活力，骏马对作家来说是情感状态的反射、镜像。因此骏马背后的崇高、健全人格是超凡脱俗的“真我”，在文学实践上表现为以民间精神反对理性践踏，以民族立场抗拒一体化的情绪。民间话语是知识分子进行现代性自我反思的话语资源，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始终隐含着民间文化与现代性的交流、对话，这使得张承志对马的抒写成为了一种表意性的符号，例如作家在《午夜的鞍子》中写道：“我需要一个活鲜鲜的生命，而且是姣美的生命支撑自己”“充斥着我这一隅最偏僻的神经”。在物质枯竭的情况下得到精神的愉悦无疑是绝美的享受，张承志不假于物的直白使草原风物所赋予他的情感云谲波诡，也让外界失去了以理性解读张承志的可能。如张承志在《音乐履历》中写道：“时代的野性也鼓励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因为，突兀地加于我们的,还不仅是压抑的政治和干瘪的‘艺术’,更有亘古沿袭的——骑马游牧生活”。对体验者而言草原抚平了创伤性情感，骏马是艺术化的人格理想，是理想化的超脱而非现实中的存在。在《北马神伤》等作品中，张承志发现一味踏马而行是不合时宜的，文化体验的空白带来的是“古来的画马名家们连接近它也不可能”。融入草原社会的张承志清晰地认识到以骏马为载体的蒙古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骏马是文化情感的寄托，他看到一种向世俗世界挑战的可能性。但现代意识与异质话语并不相容，因此“游牧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必然受到现代性的规训。在物质需求与理性神话的诱导下，现代人走向身心的全面异化，张承志笔下的骏马形象反衬出现代人的不幸，作家将《金牧场》《黑骏马》放置在启蒙性反思的立场上进行描写，表现了现代文明的毫无生气与生命力的匮乏，前者通过城乡空间对比表明城市游牧者家园感的丧失，而后者则是在时间对比中体现文明意识对古歌中骏马自由的精神扼杀。通过马的活力与社会人的惰性的对比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一种被架空的自由，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言，当代社会“个体自律的现代规划已经从属于由市场界定和市场引导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并被纳入后者的轨道”〔13〕，这意味着自由丧失了“本真”的维度。基于此，张承志作品中描写骏马的坚守姿态就显得悲情与绝望了，当然与骏马为伴的他永远不孤独，因为骏马是草原人最真诚的朋友。游牧在今天的牧民中已经是一个鲜少提及的话题了，只有像张承志这样的浪漫骑士、民族学者才会无限留恋过去，随着大量游牧民的定居，牧人群体开始走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牧民与马的情感变得微妙了。《时光白驹》一文中写到骑马的牧人被迫走向语言不通的城镇，那匹化作了精灵的白马留恋着作者，游牧文化只能在诗意的幻象中永存，《时光白驹》的篇名隐含了民族文化在外部变迁中不变的姿态和立场，游牧精神能世代相传吗？作品中张承志也意识到“真正深刻表达游牧文化的作品，应该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之间”，但是《蓝色骑士》《黑骏马》《季风中的马》等以骏马为主题的诸多草原电影，则让我们看到父子间代际传播的割裂与无力，年青一代放弃了传统的马背生活而主动地拥抱现代生活，文化人类学认为“当一个文化丧失其自主权力但仍作为一个亚文化(如一个种姓、阶级或族群)而保留其个性,就会产生结合”〔14〕。张承志在《安宁的权利》中表达了自己的忧思，下马的牧民们失掉了自己的草原语言，矿物资源的过度开发让他们变得游手好闲，他们已然无法理解民间故事中骏马与人的情感。有评论者认为张承志的象征性描写表现出一种极致的赞美与浓烈的情绪，在张承志看来，骏马“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变成了牧人内心世界里最美好的一部分。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想象憧憬，构成了游牧民特殊的审美意识，神奇的骏马是牧人心中的美神”〔15〕。但在这种极致化审美的背后又是沉痛与不甘，骏马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一个作家只有从富有生命活力和内在质感的精神中取得滋养,他才有反哺民族文化的深厚力度，就如《奔驰的美神》所表达的：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仍能以精神仰望的姿态延留一个绝美无比的骏马形象。参考文献：〔1〕张承志.金牧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4，25,180，28，25.〔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9:24.〔3〕张承志.以笔为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21.〔4〕邢 莉.游牧文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1.〔5〕张承志.错开的花·绿风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60-161.〔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54.〔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9.〔8〕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 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99.〔9〕色道尔吉.江格尔——蒙古族民间史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10〕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M〕.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8-99.〔11〕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12〕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8.〔13〕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 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53.〔14〕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J〕.民俗研究,1998,(1):1-14.〔15〕张承志.牧人笔记·鞍与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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